杜瑞清教授是我国知名英语语言文学学者、词典编纂家、高等教育研究与管理专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桃李满天下，为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重要成就包括：（1）为向西方世界系统讲述中国改革开放高等教育故事“第一人”；（2）中国典籍《尚书》外译国内译者“第一人”;（3）我国外语类院校转型发展的主要实践者;（4）我国澳大利亚研究的有力推动者;（5）外语专业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早期提倡者;（5）我国第四代汉英词典“开山之作”《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的核心贡献者。

杜瑞清教授先后荣获中国英语教育特殊贡献奖、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全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等荣誉称号。曾获美国杨百翰大学杰出校友奖，日本创价大学最高荣誉奖，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校友会终身成就奖。

杜瑞清教授，陕西扶风人，1967年10月毕业于原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后留校任教。1979年3月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深造，1981年1月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12月赴美留学，1990年10月获杨伯翰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9月至1995年5月任陕西省外国语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1995年6月至1998年7月任原西安外国语学院副院长。1998年7月至2005年3月任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曾兼任教育部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翻译协会会长、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等职。

（一）向西方讲述改革开放高教故事“第一人”

杜瑞清教授长期从事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深谙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发生的深刻变革。1987年，杜瑞清教授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他并没选择自己已有深厚积累的英美文学方向，转而研究中国高等教育，聚焦中国改革开放十年间取得的成就及其对长远发展的启示。

在其博士论文的引言中，杜瑞清教授明确指出，他的研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总结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经验，探讨其对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借鉴和启示；二是主动向国际学术界介绍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生的真实而深刻的变革。这一研究取向，不仅展现了一名学者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勇气，更深刻体现了一位外语教育家立足中国、沟通世界的远见卓识与家国情怀。

1990年，杜瑞清教授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工作。1992年，他基于自己博士阶段研究的专著在 St. Martin Press 出版，书名是《中国高等教育：十年改革与发展（1978-1988）》（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A Decade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1988)。该专著分为九章，分别是(1)中国高等教育概览;(2)教育管理与治理结构;(3)培养方案与教学;(4)师资;(5)学生;(6)对外交流;(7)展望与建议。

该书出版时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国际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系统性研究极为匮乏。杜瑞清教授的著作以详实的一手资料、清晰的政策梳理和宏观-微观结合的分析，首次以英文完整呈现了1978年至1988年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变迁、政策演变与发展成果，成为欧美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变革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该书一经出版，即刻引起英美学术界关注。《高等教育政策》(Higher Education Policy)、《教育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等国际学术期刊纷纷刊出书评，肯定该书的资料价值与洞察力。

丹麦奥胡斯大学（University of Aarhus）教授 Stig ThØgersen 在《中国杂志》 (China Journal) 的一篇书评中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高等教育发展资料极其匮乏的背景下，

杜瑞清作为一名拥有西方学术背景的中国大学教授，理应具备填补这一空白所需洞见。他的著作结构清晰，涵盖了大学改革的所有主要领域：行政管理、课程与教学、师资队伍、学生培养以及国际交流。书中收录了官方改革政策信息颇有价值，各类数据清楚凸显了中国教育变革的广度。若想纵览中国高等教育概貌、把握改革进程的整体脉络，杜著无疑会为读者提供极大帮助。

《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的书评认为，书中对改革动因、实施困难与未来方向的探讨，展现了中国学者的自觉反思与建设性批判，为国际学界提供了可信的“内部视角”：

这本对中国高等教育十年改革的广泛评述，其真正价值在于作者对这些改革举措长远影响的深刻洞察。不同于许多仅将中国高等教育视为研究课题的"旁观者"，本书作者显然志在帮助改进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日常运作。他在书末提出了一系列构想与建议，包括制定并颁布教育法规、增加政府教育拨款、推动系统结构与资金来源多元化，以及发展涵盖职业与技术教育的社区学院。......《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十年（1978-1988）》不仅是一部历史叙述，更凝聚着作者对这个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在深刻变革时代中的前途与福祉的深切关注。

冷战结束初期，西方对中国教育体系仍存有“封闭”“意识形态化”等简单化认知。本书通过详实数据与案例，客观展现了中国高校在管理体制、课程创新、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实质变化，推动了国际社会（尤其是教育界）对中国改革开放复杂性与成就的理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叙事的典范之作。在“讲好中国故事”尚未成为明确国家战略的1990年代，杜瑞清教授的著作已成功地实践了以学术话语向世界讲述中国的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杜瑞清教授所做的不是政策性、甚至口号式的“讲述”，而是提供了可验证的资料与分析框架，为后续中国学者开展国际发表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关于这一点，夏威夷大学 Edgar A. Porter 教授在为《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创刊号所写的长达五页的书评中说：

...... 更多中国学者有必要从本土视角出发，研究和书写自身制度。唯有如此，我们西方学界对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理解和阐释才能更加客观真实。

因此，说杜瑞清是向西方世界系统讲述中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开拓者，实不为过。

（二）《尚书》外译国内译者“第一人”

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也是铸造中华文明的经典。在欧洲，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年)于1626年首次将其翻译为拉丁语。其后，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年）、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年)、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 1663－1738年)和宋君荣（Antoine Gaubil, 1689年－1759年）等人相继出版了法文本。俄罗斯汉学家比丘林（N. Bichurin）和西韦洛夫（D. P. Sivillov）也分别于1822年和1841年出版了俄文译本。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年)于1846年出版了《尚书》的第一个英文译本。后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欧尔德(W. G. Old)、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彭马田(Martin Palmer)又相继出版了各有特色的英译本。

由于《尚书》撰写时代久远，文辞古奥、佶屈聱牙，和《道德经》等其他典籍作品相比，翻译界的关注度相形见绌。据不完全统计，《道德经》目前被翻译为97种语言，版本数量达 2000种，其中英文译本超过600种；而《论语》的英译本也不下60种。然而，直至上世纪90年代，国内译者尚未有人尝试《尚书》的外译。

1993年，杜瑞清在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今文《尚书》英译本 The Book of History，成为《尚书》外译的国内“第一人”。四年后的1997年，湖南出版社推出罗志野教授今古文《尚书》英译本。

杜瑞清的《尚书》英译本，语言质量高，跨文化意识强，受到典籍翻译研究者的赞誉。国内《尚书》翻译研究者葛厚伟（2019）在其博士论文《基于语料库的<尚书> 译者风格研究》中认为：杜瑞清教授翻译的《尚书》作为国内首部《尚书》英译本，其诞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学者需要在《尚书》翻译和传播方面有所作为，打造《尚书》翻译新经典。在比较了包括理雅各、高本汉和彭马田译本在内的不同版本的《尚书》英文版之后，葛厚伟认为：我们认为杜瑞清的《尚书》翻译词汇丰富、书面化，句式复杂，强调情境的真实性，关注人物刻画，形象生动，重译文的准确性与文化会通。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葛厚伟（2016）发现：在标准类符／形符比上，杜译最高，其次分别为彭译、理译和高译，这表明杜译使用了更加多样和丰富的词汇，词汇范围也更宽，而高译的词汇则最缺乏变化，词汇量范围较窄，词汇变化也小。相对外国译者来说，杜教授对本国文化意象理解要更加熟悉和透彻，其词汇变化量就更大，说明杜教授努力使用异化翻译策略处理译文，使译文更加靠近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英语读者。

（三）我国外语类院校转型发展的实践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高校外语类专业经历了一场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核心的深刻转型，为当今外语类院校及非外语类高校外国语学院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此次成功转型，尤其是人才培养理念的根本性转变，离不开一代外语教育工作者勇于探索、锐意改革的远见与魄力。

1984年12月12日至18日，中国外语研究会在深圳召开常务理事会。会议重点讨论了当时外语院系人才培养的突出问题：教学多以语言、文学训练为主，导致毕业生知识结构单一，难以胜任实际工作需求。会议最终通过的《关于高校外语教育改革的几点意见》中，记录了代表们在体制改革路径上的三种主要观点：一是增设新专业，逐步将单科性外语学院建设成综合性文科大学或多科性外国语大学；二是在外语专业内设立“专业倾向”，但需以扎实的语言文学功底为根基；三是暂不增设专业，继续强化外语基础教学。从后续发展来看，对外语类院校而言，第一种意见成为了主流发展路径。各院校陆续创办了商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相关院系，并在此基础上相继更名为“外国语大学”，实现了学科架构的根本性拓展。

现在看来，就外语类院校而言，第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各院校陆续设立了商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在此基础上更名为“外国语大学”。

杜瑞清教授在1997年《外语教学》第2期发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及实践》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复合型外语人才”的理念，并介绍了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前沿实践。他指出，学院早在1985年便成立了旅游系，培养英、日语翻译导游人才；自1992年起，在英语专业下设立了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合作、涉外文秘三个专业方向班；1994年，更将国际贸易专业方向扩展至英语、俄语、日语三个专业。

他在肯定旅游人才培养成效的同时，也坦诚指出了其他复合型专业建设初期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并提出“已决定把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贸易合并，统称经贸英语，通过调整和修订教学计划，以扩大毕业生的适应面，使之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发挥作用”。这一前瞻性的整合思路，为其后2007年“商务英语”正式被教育部列入本科专业目录、开启独立招生埋下了伏笔，可谓其理念在十年后的成功落地。

在文中，杜瑞清教授还明确提出“力争在本世纪末把学院办成一所名符其实的多学科、外向型、应用型的外国语高等学府”。这一愿景，深刻体现了一位外语教育家对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与战略谋划。

如今，外语类院校的发展已迈入全新阶段。西安外国语学院早已更名为西安外国语大学，并确立了建设“外语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定位。这一切成就，无不凝聚着以杜瑞清教授为代表的先行者及其后继者们，为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需求，对外语类院校转型之路所进行的深入思考与不懈努力。

（四）我国澳大利亚研究的主要推动者

杜瑞清于1979年至1981年间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攻读并获文学硕士学位。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赴澳深造的九位学者（胡壮麟、杨潮光、胡文仲、黄源深、钱佼汝、王国富、侯维瑞、杜瑞清、龙日金，学界有时戏称为“九人帮”）之一，他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当年，胡壮麟、龙日金、杨潮光三位学者在悉尼大学语言学系，师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教授，专攻语言学；而杜瑞清等人则进入英语系，投身于文学的学习与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主要聚焦于欧美文学传统。2018年，胡文仲教授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道：“我们这批进修教师从澳大利亚回来后，陆续在自己的学校开设了澳大利亚文学课程，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与此同时，他们也积极推动各高校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建立。专攻文学方向的杜瑞清教授自然走在前列：他在校内率先开设澳大利亚文学课程，亲自投身于澳大利亚小说的译介工作，积极探索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学术界的本土化研究路径。

在杜瑞清教授的大力支持和亲自组织下，“第七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0年10月15日至20日在西安外国语学院成功召开，会议主题定为“新世纪的中澳关系”。

西安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作为中国较早成立的同类机构之一，始终活跃在中国澳大利亚研究的前沿。该中心与国内外学界交流频繁，苏锑平、吉文凯教授等学者翻译的《黑暗天堂：澳大利亚早期殖民史》、《澳大利亚名人传：小说家》、《白：迪恩线以西》与《澳大利亚人在上海》等数著作也相继出版，持续推动着该领域的研究与对话，在区域国别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更显外语类院校的担当与作为。

（五）外语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早期提倡者

西安外国语学院是国内较早系统开设跨文化交际类课程的高校之一。杜瑞清教授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率先为研究生及高年级本科生开设了《跨文化交际》与《西方文化导论》等课程，可谓开风气之先。

在《关于跨文化交际与素质培养的几点思考》一文中，他深刻指出：“中国的外语教育工作者有责任、义务使学生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中的角色和作用，正确、全面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挺直自己的文化脊梁，同时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的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而使自己具备全面的人文素质，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再度辉煌奉献我们的力量。”尽管当时尚未明确提出“课程思政”的概念，但这段论述已然清晰地展现了杜瑞清教授对于外语教育中文化自觉与跨文化能力培养核心价值的深刻认识——外语学习绝非单纯的语言技能训练，更是构建文化身份、进行文明对话的关键途径。

为了夯实这一教学理念，杜瑞清教授与田德新、李本现两位老师合作，于2004年编纂出版了《跨文化交际学选读》（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该教材因其前瞻性、系统性与实用性，于2010年推出的第二版成功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成为国内该领域教学的重要参考。

得益于杜瑞清教授等前辈奠定的坚实基础与开创的学术传统，西安外国语大学的跨文化交际课程建设持续结出硕果。目前，该校《跨文化交流》（日语专业，负责人毋育新）和《跨文化交际：沟通中国与世界》（英语专业，负责人姜亚军）两门课程已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商务英语专业，负责人刘军伟）也入选省级一流本科课程及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这一系列成就，与杜瑞清教授早年对学生跨文化素养的高度重视与前瞻性布局，有着清晰而深刻的承继关系。

（六）《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的核心贡献者

由西安外国语大学惠宇教授主持的《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编纂工程于1994年正式启动，历时近十年，于2003年问世。该词典一经出版便广受赞誉，被誉为“第四代汉英词典的开山之作”。2006年，它作为“国礼”赠予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2010年，荣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这项工程规模浩大。主编惠宇教授与副主编杜瑞清教授率领一支六十余人的编写团队，经十年耕耘，最终为中国辞书界奉献了一部独具特色、新颖实用的典范之作。惠宇教授在词典前言中特别指出：“杜瑞清教授的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和及时帮助，对于词典的成功出版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和功不可没的。”

2006年，积劳成疾的主编惠宇教授不幸离世。至2010年，以杜瑞清教授为核心的编纂团队毅然担起了第二版的修订重任。此时已退休的杜瑞清教授，将全部时间与精力倾注于此。历时六载，修订工作于2016年完成，第二版新增条目近万条，修改达七万余处。

2018年，在中国辞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上，杜瑞清教授被授予中国辞书界的最高荣誉——“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写道：“自始至终无私奉献，最终带领团队成就了一部独具匠心的辞书精品”。

同年，词典第三版的修订工作启动，杜瑞清教授再次全身心投入。然而，天不假年，修订未竟，他于2019年11月20日猝然长逝。2025年3月21日，增补新词4000余条、新义新用法2万处的《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第三版在北京正式发布，杜瑞清教授对第三版的精心设计变为现实。

杜瑞清教授去世后，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在悼词中深切追思：“杜瑞清教授一生为人坦荡真诚、为学严谨认真、处世高风亮节，是学生的榜样，是学界的楷模，其风度气象，堪称万世师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他的一生，正如其倾注心血的教学科研、教育管理和辞书编纂事业一般，以严谨的笔墨书写了学术的深度，以无私的奉献诠释了教育家的高度与情怀。

（文章来源：转载自公众号“英语姜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