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去支教，就去一个最西部的地方。”这个决定做得并不艰难，却在贺文浩的人生中落下了一枚很重的锚。从校园到西部，从学生到教师，他用自己的选择和坚持，完成了一场特别的青春旅行。

贺文浩，男，中共党员，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西外首届赴疆支教的研支团成员，曾累计承担12项学生工作及地方兼任职务。

部分荣誉：

2026年： ·西安外国语大学青年五四奖章

2025年： ·研究生学业一等奖学金

2024年： ·大学生创新大赛省级铜奖

·西安外国语大学优秀毕业生干部

2023年： ·第十八届“挑战杯”省级三等奖

西部的选择：选择“最远的地方”

说到报名新疆支教团时的情形，贺文浩坦言：“其实犹豫肯定是有的。”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安康和新疆。安康是西外支教团年年代代传承的地方，学校、学生、生活方式都有前辈的经验可以参照，有一种天然的“安全感”。而新疆则是第一届，没有任何过往的足迹，一切都是未知数。

“但是那个犹豫没有持续很久。”他的语气很平静，却带着一股笃定，“既然要去支教，就去一个最远的、最西部的地方。听起来挺帅的，而且我觉得肯定去了也不会后悔。”没有长时间的摇摆，没有反复的权衡，有的只是一瞬间的“狠下心来”。

而这种“狠心”的背后，其实藏着一种更深层的思考。贺文浩提到，在大学期间参加“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让他看到了许多从基层历练出来的优秀工作者。“人生需要有这样的经历，不去经历的话，我一辈子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提起对他印象深刻的一段话，知识不叫知识，叫“学问”，“学”是学习，“问”是提问和调查，凡事要在学中问、在问中学。“既然要学习、要实践，那便去一个最远的、最需要的地方去看一看。”

陌生的土地：当理想照进现实

新疆库尔勒，对当时的贺文浩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那个地方究竟是怎么样，究竟生活怎么样，其实是完全陌生的。”他承认，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

出发前，他对教师这份职业有着近乎神圣的想象。“我很担心误人子弟，很担心没有教到大家应该用的东西。”但在成绩之外，他更想传递给学生的，是另一个更大世界的样子。“我觉得大家处于学习的阶段，可能没有太多时间、精力和能力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我想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大概是什么样子，或许能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成长规划或是价值观的建设，提供一些帮助。”

“我喜欢地理，所以我执教的科目也是地理，这门学科在我的理解里是客观的，它从形成开始就没有变过，更像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学科。”贺文浩带着这份喜爱走上讲台，却发现“教”和“学”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教这一遍，就相当于自己重新学习了一遍。以前存疑的东西，在教的过程中慢慢就明白了。”

如何当老师？起初贺文浩尝试回忆从前老师是怎么教他的，但又觉得不应纯粹模仿。在摸索中，他的身份悄悄发生了转变。“我感觉课堂里面一共52个学生，只不过有一个人站在讲台上。”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先学一步的学生”，然后带着他们在课堂上再学一遍。“这样的一种身份转变，拉近了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让他们感觉到课堂变得没有那么枯燥了。”当师生之间的墙被拆掉，学生们的兴趣便被点燃了。“，当他们觉得我也可以做朋友时，会产生一份亲近感，自然就更愿意听课。”

而这份亲近感之外，贺文浩还悄悄“夹带私货”。讲到马六甲海峡，他会下载很多视频，让学生看看课本里那条线在无人机底下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书本上说的那么规整、那么宏大的东西，落在现实里就长这样。”他想告诉学生，所学的东西和生活中很多部分息息相关，走出这个地方，“在地理意义上不过是跨越了很多公里而已，其他的并没有任何区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说，“我希望他们可以把自己这一段经历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话来定义，而不是被其他名词所定义。”

贺文浩教的班级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背后付出的努力，浓缩在一份86页的知识点整理中。关于那86页知识点，他显得很平静：“我整理的时候没觉得自己在做什么特别的事。期末了，毕竟是应试考试，我教过一遍，知道重点在哪里，把它们罗列出来，无非是背和记而已。”因为地理在当地不是中考必考科目，他不想给学生太多压力，“想把整个过程变得简单一点，让他们轻松一点。”

“其实有这个能力的人很多，”他顿了顿，“但真正开始做的人很少。我觉得应该踏出这一步去自己探索。”而结果也证明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第一次考试，他带的4个班包揽了年级的前四名。但令他遗憾的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和学生深入相处。“很想了解他们现在的想法，了解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但最终还是有些小遗憾。”

温暖的印证：当付出有了回响

在即将离开新疆的时候，贺文浩的桌子上开始悄悄出现明信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们我就要走了。”他说，“我特别害怕攀比，害怕其他学生觉得‘你们写了我也得写’，所以我把它们全都藏起来，上课的时候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但他无法假装看不见的是那份真心。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他带的其中一个班的课代表，用了两三周时间，一针一线地把全班同学的名字绣在一块布上，裱进相框送给了他。同时也绣上了对他的祝福：“上通天文，好与日月星辰为伴；下知地理，喜与江河湖海为友。愿无所不知的你一切顺遂。” 

“我初一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他的声音里带着震撼，“她七年级，下课的时候就在桌子底下绣，一针一针地慢慢绣，把全班名字绣下来。”规规整整的针脚，每一个名字都被认真地缝进了那块布。

还有许多“差学生”，逃课、翻墙、起冲突，在别的老师眼里是麻烦制造者。但他看到的，是另一面。“他们不是坏，他们只是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于是贺文浩用自己的方式和他们的交流。别的老师说“怎么能这样”，他问的是“为什么会这样”“是觉得无聊吗”。他跟男生们聊天时甚至会开玩笑：“马上你们都要成年了，这放在古代，都出去成家立业、在乱世里成就一番事业了。”他像一个过来的哥哥，站在同龄人的角度和他们聊。“很多人眼眶红红的，都快哭了。这更加印证了他们并不坏，那些犯错并不是他们有意要做的，他们只是小孩，只是不懂什么是正确的。”

分别时，贺文浩给每个学生都写了一张明信片，根据他对每个人的了解，写了一段鼓励的话。在最后的一堂课上，他说，“地理书上看到的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外面和这里没有那么远，不过就是多少公里的事情，我希望你们以后要是有时间了，就去看看。最后，你们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届，但不管怎样，你们永远是我带过最好的一届学生。”

回信与勋章：在时代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贺文浩提到一个让他觉得“非常荣幸”的巧合。2023年，总书记回信给中国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鼓励“把论文写在大地上”，那一年他正参加各种“三下乡”社会实践；2024年，他在新疆支教快结束时，总书记回信给某地的小学；今年，他获得五四奖章的时候，总书记又回信给五四奖章获得者。

“起码能证明我做的事情，大方向是正确的，和现实的需要是吻合的。”他说。但真正让他内心充满力量的，并不只是来自远方的认可。爷爷的故事，是他精神底色的来源。

贺文浩的爷爷是村书记，一辈子留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上个世纪很少有人理解学习重要性的年代，爷爷想盖学校，没人同意。他年轻力壮，就自己一块一块搬石头垒窑洞，最终村集体盖起了两间窑洞做小学。那所小学后来走出了两个研究生。

“我爷爷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他说，眼看着地就这么多，人越来越多，不能让年轻娃娃都一辈子受苦，终归还是要走出去的。”

有一次过年回老家，爷孙俩站在山坡上，爷爷背着手指给他看：“哪一年村里通了路，哪一年通了水，哪一年有了电，哪一年退耕还林，耕地变成了枣园。”贺文浩继续说到，“他原本完全有能力走出那个乡村，但他就是沉默寡言地，在那儿守了一辈子。粗糙的手，满是皱纹的脸。那一刻，我真的明白了什么叫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守。”

在聊到未来的规划时，他没有太多宏大的宣言。“目前想好好地把自己跨专业的学习基础夯实。”

但贺文浩确实有一个终极的理想，而这份理想源自爷爷。“我有一个理想，如果有一天可以的话，也能在一方水土上造福一方水土，不管多大多小，哪怕偏执一隅。”

做好一件可以留下来的事

对于投身西部的后来者，他想说：“行胜于言。如果有这个想法，就去行动。”

而对于那些正处于迷茫中的人，贺文浩的寄语十分坚定：“时间的宽度很长，任何一滴墨汁都不可能污染整片时光的海洋。从找一首喜欢的歌开始，或者一本喜欢的书、一部喜欢的电视剧，慢慢你就会找到方向。在大学里，最好能做一件可以留下来的事情。不管是做了一个好作品，还是做成了一件事，或者是交到了几个好朋友，经历一场难忘的旅行。从很小的细节里，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目标会越来越清晰，相同气质的人也会被吸引。”

去西部，真的就像是下了一场雨。虽然说水分最后被蒸发了，但这里确实下过雨，大地变得更加湿润，让那些原本沉默的植物生长了起来。雨水走了，但痕迹留下了。

这场雨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它留下了多少肉眼可见的痕迹，而在于它确确实实落在了那片土地上，落在那些少年的心里。而在多年以后，当那些少年长大，当他们走出那片土地走向更远的地方，也许还会记得，曾经有一个从西安来的年轻老师，在讲台上带着他们一起学习马六甲海峡，记得他写过很多页的复习资料，记得他说的“你们是我带过最好的一届”。

有些远方不是为了抵达，是为了出发之后，知道自己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而有些青春，就是一场甘愿被蒸发、却让大地变得湿润的雨。

那场雨，已经下过了。